我与《船山学刊》的学术因缘

张晶萍

张晶萍，1967年生，江西鄱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湖湘文化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课题、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多项，出版《守望斯文：叶德辉的生命历程和思想世界》《近代“湘学观”的形成与嬗变研究》《近代船山符号的产生与运用研究》等多部著作，发表论文多篇。

创刊于1915年的《船山学刊》，迄今已经走过了110周年的历程。它几经中辍，又几度复兴，今日益发生机勃勃，成为展示湖湘文化守正创新精神的最佳窗口。作为一名普通学人，我与《船山学刊》有20余年的交集，与有荣焉。这里，我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谈谈我与《船山学刊》的学术因缘。

我最初研究晚清湖湘文化名人叶德辉，似与船山学无涉。但恰因得到《船山学刊》的支持，我由叶德辉研究进而扩大到晚清湖湘汉学研究，进而扩大到近代湘学观研究，又进而延伸到近代船山符号研究。回想自己大半生的治学历程，似乎冥冥之中有天意，兜兜转转，都与《船山学刊》有关。

2003年9月，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的一批学者为开展晚清湖南经学研究，来湘访问，在岳麓书院与湘中学者交流。当时出席这场座谈会的除岳麓书院的朱汉民院长、吴仰湘老师等人之外，还有湘中名宿王兴国老师等。我有幸叨陪末座，汇报了一下有关晚清湘中名家叶德辉的研究现状。会后，朱汉民院长让我将发言稿整理一下，发给王兴国老师。当时我懵懂无知，并不知道王兴国老师是船山学社的社长、《船山学社》的主编。承蒙王兴国老师不弃，将我这篇题为《叶德辉研究之我见》的发言稿刊登在《船山学刊》2004年3期上。是为我与《船山学刊》结缘之始。这也是我在叶德辉研究领域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21世纪之初，叶德辉研究尚属冷门，特别是由于其文化保守的思想局限，不少人视之为敏感话题而加以回避。《船山学刊》打破成见，公开刊发我的发言稿，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使我有勇气将叶德辉研究进行到底。此后，我撰写了国内第一篇叶德辉研究的博士论文，出版国内第一部叶德辉学术思想研究的专著。这些点滴成绩的取得，都与《船山学刊》的最初支持分不开。

晚清以来，学界于叶德辉有“其人不足惜，其学实有可传”的评语。从章太炎到梁启超到胡适，都曾称道叶德辉湛深古学。叶德辉当然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清末民初新旧递嬗之际以守望传统儒家文化为使命、未能完成学术转型的旧式学者群体的缩影。以叶德辉为中心点，上下追溯，左右贯通，进而可以发现晚清湘学史上一个被忽视的学者群体——湖湘汉学家群体，代表人物有叶德辉、王闿运、王先谦、皮锡瑞等人。在传统认知中，湘学向以崇奉理学为特色，理学就是湘学的普通话。但若仔细去探寻每个湘学人物的治学路径与所处学术生态，又会看到，晚清湘学在理学的主流之外 还有汉学的支流。从曾国藩汉宋兼融，到郭嵩焘检讨湘人于文字音韵少有造诣，到王先谦感触“吾乡经学之陋，未免见笑于外人”，诸人均于湖湘经学欠发达有所反省，并致力于改变现状。叶德辉公开抨击湘人不知考据，固然缘于他“半吴半楚”的身份，却也是晚清湘学自我反思意识的逻辑演绎，直接与王先谦对他的影响分不开。在既往的历史叙事中，王先谦、叶德辉作为“权绅”“劣绅”的形象可谓“深入人心”。但撇开这种简单粗暴的历史叙事方式，返归历史现场，则可以发现更多的面相。诸人在保护传统文化遗产方面着有功绩；而其行事举动，又多多少少与保守文化的使命感有关。以王先谦而论，前半生居庙堂之高，致力于事功；后半生处江湖之远，乡居为生，主要从事学术文化活动，以著述安身立命，最终成为一代学术名家。他从庙堂之高折向江湖之远，自包含许多隐情。故我写了一篇题为《王先谦中年致仕考》的小文章，贸然向《船山学刊》投稿。《船山学刊》不以识小而遗弃，将它刊登在2007年第1期上。这是我在《船山学刊》发表的第二篇论文。

直到这时，我的研究领域与船山学尚有相当的距离；但隐隐约约之中，又产生了某种联系。在晚清湖南新旧之争时，叶德辉溯源湘学，以抵制康梁“邪说”在湘中的传播。其言曰：“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迨乎乾、嘉以后，吴、越经学之盛，几于南北同宗，而湘人乃笃守其乡风，怀抱其忠义。经世之作，开风气之先；讲学之儒，奏戡乱之绩。流风广衍，本不以考据为能。” 他将鬻熊、屈原、周敦颐、王船山作为湘学史上的代表人物。不惟叶德辉，曾国藩、郭嵩焘、王先谦等人也都述及湘学史，而所言又有出入。这些现象引发了我进一步思考：谁能代表湘学？湘学知识谱系是怎么构建的？为什么某种对湘学传统的认定会成为主流的看法，而另一些成分却被忽视？我以“近代‘湘学观’的形成与嬗变研究”为题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并获立项资助。所谓“湘学观”，就是人们对湘学的叙述与认识，它以客观存在的湘学人物、湘学著述、湘学风气为认识对象，而又加以创造性诠释。至于选择哪些代表人物来编织湘学知识谱系、如何解读湘学精神，则因时、因人、因地而异。湘学观的嬗变，折射出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地域学术传统的重塑。

以近代“湘学观”的形成与嬗变为视域，很快就发现了近代湘学与王夫之被发现之间的关联。大体说来，随着清代湖南立省、地域文化意识的萌发，人们不断对湖南的地域文化进行总结，通过征文考献来展示湖南地域文化的成就，由此带动了对先贤思想资源的整理与开发。嘉道之际，邓显鹤以《沅湘耆旧集》之编彰显了湖南风骚故土余风未歇的活力；咸同之交，罗汝怀以《湖南文征》之选再现了大湖以南作者林立的盛象。但是，这些诗文汇编只是从量上表明湖南文化成就之多，尚不能从质上证明湖南文化成就之高。在这种背景下，王夫之的“发现”，无疑为论证湖湘文化成就之高、之广提供了最佳佐证，王夫之也由此成为湖湘文化形象代言人。生活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著述有等身之富，学术造诣极高。然而，由于他以明遗民的身份隐居遁世，不与中原人士相往来，故生前寥落，“声影不出林莾”，鲜为世人所知；死后寂寞，著作散佚，以至“邦人罕能举其姓名”。尽管乾隆时期王夫之有几部著作被《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嘉庆年间王夫之的生平梗概载入《国史儒林传稿》，但总体上看，嘉道之前，乡里曲师不能举其姓名，王夫之处于“失语”状态。嘉道年间，邓显鹤在搜讨乡邦文献的过程中，获知王夫之著有大量书稿，殷殷以发刊其遗书为念；而最终与王夫之后人一起，推出了守遗经书屋版《船山遗书》。此举初步打破了王夫之身后一个半世纪的沉寂状态，“船山先生”逐渐进入世人视野。至同治年间，随着金陵节署版《船山遗书》的出版，船山先生的志节文章由晦而显，成为人们研究、讨论、表彰、纪念与传承的对象。围绕着船山的纪念与崇祀，人们借以表抒各自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一部近代湖湘文化史，就是船山资源开发史；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船山学说的诠释史。2013年，我以“近代船山符号的产生与运用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获准立项，由此正式进入近代船山学的研究。

与一般意义的船山学不同，“近代船山符号的产生与运用研究”并不直接研究王船山本身，而是关注船山先生的身后事。梁启超曾指出：“南明有两位大师，在当时，在本地，一点声光也没有，然而在几百年后，或在外国，发生绝大影响，其人曰王船山，曰朱舜水。”他还说：“船山在清初湮没不彰，咸同以后，因为刊行遗书，其学渐广。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智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诚哉斯言！王船山的学说不仅得到热烈的研究，而且各种船山纪念活动纷纷出现，乃至于船山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出现了各种以“船山”命名的事物，如船山书院、船山学社、《船山学报》等。这些“船山”系列事物的出现构成了近代学术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凡此种种，都是我探讨的对象。

近代船山纪念和崇祀活动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是晚明记忆在近代“复活”的集中体现。晚清以来，王夫之往往被与同样为明遗民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相提并论，他们均经历了一个记忆唤醒、重放光彩的过程；他们的气节文章由晦而显、广为人知，被推尊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而载入了史册，成为国民常识。诸人身后命运之荣辱沉浮，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而反转逆袭尤以王船山最为典型。历史人物在后世复活，彰显的不仅是历史人物思想成就的高度，也折射出后世的社会需要，是历史与现实对话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船山符号的产生是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也是近代人们开发与运用先贤形象资源的典范案例。

这个课题的部分内容先后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其中有三篇是刊发在《船山学刊》上的。这三篇论文其实也代表了我对船山学研究的三个面相的思考。下面我略作介绍。

一篇是刊载于《船山学刊》2015年第3期的《民国时期〈船山学报〉的传播和影响》。研究民国时期的《船山学报》本是我课题应有之义，而刊发时期又恰逢《船山学刊》创刊100周年，无意中略表纪念《船山学刊》创刊100周年之心意。

从学术理路上说，要研究近代船山符号的产生与运用问题，《船山学报》的创刊、发行是绕不过去的问题。作为一本以阐发船山学说、弘扬船山精神为宗旨的专业学术杂志，《船山学报》以其独特的办刊风格、悠久的办刊历史构成了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道风景线，它的曲折历程是近代船山学说传播与发展史的缩影，也是近代船山符号运用在学术期刊上的体现。《船山学报》的发展史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话题，可以作多维度的阐发。除了从思想内容方面考察其刊物定位、栏目设置、各期所刊文章及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价值之外，尚须从物质层面考察学术思想的“落地”情况，即学术刊物的传播网络、发行状况、阅读情形，以及受众对该刊物的反馈感受。《船山学报》创刊于民初、历经民国，绵延至今，每个阶段都塑造了不同的船山形象、推进了船山学说的研究与升华。但这些成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学人的“名山事业”，又在多大程度上转化成了公共文化产品？传播范围有多大？受众评价如何？这些问题同样关系到对《船山学报》历史地位的评估。

拙文就是借助于《船山学报》所内含的广告、通讯等栏目，结合其他史料，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进而表明：民国初年的《船山学报》通过优惠定价、征文赠报等方式吸引读者与作者，借助于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广益书局等出版社的渠道形成自己的发行网络，从而传播到全国大多数地方，成为一本受欢迎的刊物。而 20世纪30 年代的《船山学报》在此基础上，又通过“赠阅”的方式，将刊物渗透到全国多数高校、全国多数省份图书馆、部分党政机构和个人，使《船山学报》得到有效的阅读，并以其内容受到了受众的认同，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拙文在研究方法上并无甚创新之处，采取的是最常规的史料实证；但在视角中稍有不同，即由关注杂志内容本身转变为关注内容的传播。一本高质量的学术杂志，除了内容过硬之外，尚须有效的发行，才能传播到读者手中；还须得到读者的有效阅读，对读者产生影响，思想才能转化为文化力。唯有将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才能给杂志的影响进行准确评估。否则，所谓“深远”“重大”影响就是一句空话。而思想要“落地”，就离不开杂志社的经营策划。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内容一样重要，关系到杂志的成功与否。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拙文在研究视角上做了一些尝试。当然，也遗漏甚多。比如，《船山学报》是如何借助其他传播媒介进行宣传推广、船山符号对于期刊的品牌效应，以及《船山学报》所凝聚的受众构成、社会各界对《船山学报》的评价等。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扩而言之，《船山学刊》110年的创刊史本身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包括它在学术阐发上的创获、它凝聚的学人群体、它吸引的读者群体、它在近现代学术刊物中的地位与影响等等，都值得总结。

第二篇为《嘉道以前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曾在2015年举行的“《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而后正式发表在《船山学刊》2016年第2期上。

关于船山记忆的复活、船山热的兴起，学术界一般公认为是晚清以后的事；至于其起点，则一般追溯到嘉道之际邓显鹤整理刊刻《船山遗书》。这种观点大体不差，但若细究开来，尚有一些罅隙需要弥缝。比如说，这种观点明显地忽略了乾隆时期船山部分著作入选《四库全书总目》、嘉庆时期船山生平载入《国史儒林传稿》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细勘各种船山传记文本的渊源与流变，可以发现嘉道以前的船山记忆经历了一个私人记忆向官方记忆演变的过程，船山形象也随之变化。康熙年间王船山去世后，其子王敔通过刊刻船山著作、撰写船山行述，形成了对船山的私人记忆，刻画了王船山忠义节气、湛深学术的老儒形象。王敔所撰写的《大行府君行述》也成为后世一切船山传记的母本。之后，湖广学政潘宗洛撰写了第一篇船山传记。由于身份的不同，潘宗洛撰写船山传记时既基于王敔的《大行府君行述》，又进行了一些改造，将王船山形象提升为“前明之遗臣，我朝之贞士”，使船山记忆由私人记忆向官方记忆转化。乾隆年间，随着清廷对晚明遗民褒诛并用政策的实施和各类文化工程的举办，船山记忆被再度筛选。王船山最终于嘉庆年间以经学家的身份进入了官方正史，并由此刺激了民间对船山记忆的全面复活，为近代船山热埋下了伏笔。

拙文并无石破天惊的大发现。但它揭示了两个事实：其一，船山身后一百余年，并非绝对沉寂，而是有记忆的潜流在涌动。若认清了这一点，则不至于将嘉道之前的船山记忆与近代以降的船山记忆截然打成两橛，有利于把握历史的隐性联系。其二，邓显鹤之所以积极传播船山学说，除了维护乡邦文献之外，也与国家权威文献如《四库全书总目》《国史儒林传》对王船山的肯定有关。换言之，在对地方先贤资源筛选的过程中，来自官方的认证具有指导性作用。认识到国家主流文化政策导向与地域文化意识之间的微妙互动，有利于整合国家视角与地域视角，对历史事件做出更加合理的解释。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民间记忆与国家主流文化政策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关系。国家主流文化政策为嘉道以后船山记忆的全面复活埋下了伏笔，却使船山记忆最终突破了官方控制的范围。

第三篇论文是《晚清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以三次奏请王船山从祀文庙活动为视角》，刊载于《船山学刊》2022年第3期。这篇论文依然是课题《近代船山符号的产生与运用》的衍生产品，延续了记忆史研究与形象史研究的路径，由此与前篇论文一起，构成了有关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完整叙事。

晚清以来，随着两次《船山遗书》的整理刊刻，曾经尘封于历史之中的船山记忆复活，其志节文章成为近代思想发展的资源。在晚清以来的各种船山纪念活动中，发端于光绪初年、完成于光绪末年的三次奏请王船山从祀文庙的活动，不但持续时间长，而且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我们可从中观察晚清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变迁。探讨三次奏请王船山从祀文庙活动中的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不但可以观察到船山思想资源与现实对接的情形，深化对船山思想价值的认识，而且可以反观到近代思想变迁的细微面相。

其实，关于晚清三次奏请船山从祀文庙活动本身，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成果，可谓胜义迭出，精彩纷呈。不过，拙文意不在奏请活动本身，而是着眼于奏请活动中各方是如何记忆船山、又是如何塑造船山形象的。光绪二年（1876），湘籍大臣郭嵩焘首次奏请王船山从祀文庙，这个过程也是郭嵩焘恢复船山部分记忆、试图建立王船山“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之儒者形象的过程。随着奏请活动的失败，这样的船山形象并未能转化为官方认可的船山形象。光绪二十年（1894），湖北学政孔祥霖再度向朝廷奏请王船山从祀文庙。虽然从奏请活动本身来看，这次奏请活动过程平淡、结果失败，但却是晚清重塑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一次新尝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孔祥霖除了将船山学行向官方从祀标准靠拢之外，还恢复了既往讳莫如深的一段船山记忆，即船山出任南明政权行人司行人这一事实，并将船山的这段经历转化为船山“有料事之明”“有敢言之勇”“有动人之诚”的有力凭证，从而塑造出“上接真传、有资实用”的船山形象。至光绪三十三年（ 1907） 正月，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与前两次奏请相比，由于时代的变迁和诸大臣政治立场的不同，这次奏请引发了长达一年多的争议，由此出现了各种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碰撞。船山最终以有利于新政改革的正统儒家学者形象，进入了文庙从祀行列。这篇文章后被《新华文摘》2022年第17期所转载，也算是产生了一点社会反响。

以上是我作为一个普通学人与百年名刊《船山学刊》之间的故事。事实上，《船山学刊》刊发的5篇文章串起了我大半生的治学历程，形成了内在的关联。从叶德辉、王先谦等晚清湘籍名家，到民国时期的《船山学报》，再到近代船山记忆与船山形象，我的每一步学术思考、学术兴趣都离不开《船山学刊》的支持。我个人的点滴成就当然微不足道，但由此可以看出一本学术刊物对于学人的奖掖诱导之功。值此《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之际，述此因缘，以志纪念。